摘 要:制造業強國的世界先進性，不僅體現為直接的生產制造實力和技術能力，而且體現在金融和資本體制的效率和開放，以及推動先進制造業發展的體制機制有效性上。中國制造實現由大向強的跨越，真正重要的不是量的增加，而是質的提升，前者具有目標的一元性，后者必須實現新質生產力的目標多元性。中國制造實現由大向強的跨越，不僅涉及生產技術的進步和制造業的強大，而且與生態環境保護、成果公平共享、規則秩序治理等全社會利益密切相關。

關鍵詞:中國制造 制造業 由大向強 新質生產力
【中圖分類號】F424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強調：“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1]2024年我國經濟總量達到134.9萬億元，首次突破130萬億元，比上年增長5%。我國經濟總量規模穩居全球第二位，制造業規模居世界第一[2]。中國制造業正在實現由大向強的歷史跨越。研究和認識這一歷史進程，具有深刻意義。

發展制造業的獨特國情條件

我國經濟規模巨大，供應鏈和制造業體系完整，有“世界工廠”之美譽，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約30%，連續14年位居全球首位[3]，涵蓋從低端消費品到高端裝備制造的幾乎所有門類，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41個大類，666個小類），形成從原材料到終端產品的完整供應鏈體系。中國擁有14億多人口，為保障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衣食住行用的產品供應，必須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來滿足。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政府可以通過“五年規劃”“中國制造2025”等政策手段和國家戰略規劃推動產業升級；全面布局和引導形成區域性產業集群，如珠江三角洲的電子制造、長江三角洲的汽車與集成電路、環渤海的裝備制造等，以及各地的工業園區、自由貿易區等。我國的政治制度與經濟體系，具有獨特的優勢。這有利于實行全國集中統一的基本經濟規則，全局性戰略性決策的中央政府統一規劃和集中決策；并且有利于充分發揮具有不同特色的區域經濟優勢，形成制造業發展的有利條件以及多樣化的創新空間。特別是土地公有制度，使得以上兩方面的組織結構優勢得以凸顯，尤其是基礎設施的布局和建設超前推進，為制造業發展提供有利條件。

經濟成分的多樣性和協同性。‌我國現階段的經濟成分主要包括公有制經濟（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及混合所有制中的公有成分）和非公有制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兩大類‌。黨和國家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動多種所有制經濟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各顯優勢，相得益彰。這使得中國制造業具有獨特的混合經濟性質和豐富產業的市場適應性。私有經濟和民營企業，以利潤最大化為行為目標，最大限度實現市場經濟效率，體現企業的商業性優勢，增加就業空間；公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以更具社會性的主責主業為目標，體現企業的社會性責任和宏觀功能。這樣的特色，使中國制造業更具多層次發展空間和可持續性，特別是，使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福利領域，能夠得到制造業的強有力支撐。反過來，制造業也具有更大和更具前途的發展空間，支撐民生福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盡管美國經濟規模和科技能力很強大，但制造業卻越來越萎縮。美國政府希望重振制造業，而且并不缺乏技術和資本力量，卻難以實現，根本原因就是缺乏體制機制的支持。

市場規模與潛力巨大。我國制造業不僅具有較強的供應鏈韌性，而且具有快速的市場響應性，即只要有需求增長，就能快速形成供應能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應需求結構變化。如當面臨成本上升趨勢時，能夠通過產業轉移（向中西部、東南亞、南亞等地區轉移）和向高附加值環節升級，適應市場態勢變化；實施國內產業循環與國際循環的產業調整與拓展戰略。將14億多人口的國內大市場與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大市場，作為中國龐大制造業的巨大拓展空間，可以充分適應制造業發展所特別需要的規模經濟要求。這樣的獨特規模經濟，不僅有利于中國制造業發揮其加工精致和成本效率的獨特優勢，而且可以使其具有可持續的國際競爭力。

市場經濟運作的自發性和建構性

我國具有發展大規模和體系完整制造業的獨特國情條件，這決定了實現國民經濟繁榮和發展目標必須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特別是廣大人民的創造力、想象力。實行市場經濟是可行的發展道路，也是必然的歷史選擇。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能最大限度釋放出中國獨特國情所具有的制造業發展優勢和潛力。不過，也并非是只要讓市場經濟自由放任，就能自然而然地發揮國情優勢和釋放制造業發展潛力，并確保中國能夠成為制造業大國，更不能確保進一步成為制造業強國。這是因為，有效的市場經濟體制機制的形成和發展，或現實的市場經濟體系形成，絕不是如理論的抽象推演所設想的“自然而然”過程，而是一個有效規則形成和制度建設過程。現實的市場經濟運行發展，特別是其系統完善，既具有自發性，也具有建構性。因此，市場經濟需要自由，也需要有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

進一步深化改革既解放了市場經濟運行的自發性，也體現了市場經濟運行所需的制度建構，即制定市場經濟運行的有效規則，形成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規則。現實世界中，從來不存在沒有制度規則的市場經濟，即使是最樸素的自由市場，也有其須遵守的顯性或隱性行為規則和秩序安排。總之，市場經濟“沒有自由就沒有活力”；同時，市場經濟“沒有規矩就不成方圓”。

我國制造業從相對落后和弱小狀態，成長為世界規模第一并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一方面，是不斷“放開放活”微觀經濟主體和市場競爭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摸著石頭過河”，不斷優化市場規則，形成統一市場秩序的過程。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各產業逐步放開市場管制，減少行政干預程序，體現了大膽解放思想和放手企業自主的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但并非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場經濟方向。完全自由放任，沒有規則制約的自由市場經濟并不存在。改革開放愈加深入，經濟實體更為壯大，體系機制日趨復雜，建構市場經濟有效規則的重要性就更加重要和突出。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市場經濟的主體形態和體制機制深刻變化，必然要求其規則秩序的變革和重構，這成為當今人類發展面臨的大課題和新挑戰。過去數十年的中國改革開放，遵循了市場經濟發展的自發性行為和建構性建設相協同的客觀規律要求。今后的進一步由大向強跨越的努力，更須遵守市場經濟發展的自發性行為與結構性建設相互助力的內在規律和普遍要求。

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經濟成分的多樣性和協同性的顯著特征，所以，在中國制造業由大向強的跨越發展過程中，市場經濟運行的自發性和建構性規律，表現出自身特質。這一特質在未來制造業發展由大向強的跨越中，將更為凸顯和持續發揮作用。

實現制造業由大向強的跨越必須超越“微觀—宏觀”范式思維

中國制造業發展壯大，所具有的由大向強跨越的中國特色內涵，并不意味著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和工業化道路是無視先例、獨自創造的。相反，中國多方面借鑒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工業化國家的經驗。現代經濟學誕生的真正根源或生成土壤，是人類所創造的一種具有劃時代性質的偉大文明形態——工業文明。這是大多數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歷史根由。在進入工業文明的歷史進程中，西方國家曾經居世界領先地位，率先實現工業現代化。也就是說，現代經濟學是在人類社會的近現代文明形態——工業文明中應運而生。對工業文明的認識和發展規律的理解和刻畫，又是以經濟學的敘事邏輯為基礎：一是基于一定行為空間假設而作出的關于人（或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理性假設；二是建構了較嚴謹的因果關系邏輯推演構架。因而可以運用與此相契合的分析方法，將復雜的實際現象和豐富的經驗事實抽象化、概念化、模型化，形成以邏輯推演為基礎的敘事體系、計量框架和數量表達，[4]這就是眾所周知的“微觀—宏觀”范式。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經濟體制改革，在很大程度就表現為對“微觀—宏觀”范式的接受。

按照經濟學的“微觀—宏觀”范式思維，工業發展即工業化機理的行為主體是“經濟人”。經濟人的行為特質是：以實現自身利益（企業則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而且具有基于理性的交換本能。這樣，市場經濟機理就可以維持理性“經濟人”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行為方式。而這一行為方式由市場交換的自由價格所調節，就能通過供需局部均衡而達到全局均衡，這樣，“經濟人”的自利行為，就能達到社會利益最大化。這就是所謂“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邏輯。按照這樣的敘事邏輯，就可以推動工業化進程，并以效率最大化機理，實現大規模的工業生產和交換。但由于這樣的機理不能保證勞動者充分就業的目標實現，所以必須通過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為手段的經濟總量干預，通過合意的經濟增長來保證充分就業目標的實現。體現工業發展的高效率大規模生產，和勞動供需的充分滿足，因而達到宏觀經濟的合意性，這就產生了宏觀經濟學。總之，現代經濟學形成“微觀—宏觀”范式系統，成為其思維的主流形態。當中國經濟逐步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這一“微觀—宏觀”范式的經濟學思維，發揮了歷史性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對中國工業規模從小到大的發展進程，具有很大的貢獻。使中國的“工業人”（企業家、管理者、勞動者、政府部門），明白如何在市場經濟機理的推動下，以高效率的加工制造和市場開拓方式，實現供需增長，做大工業規模，直到成為工業規模最大的世界經濟大國。

“微觀—宏觀”范式有其優越性，也有局限性。以“微觀—宏觀”為范式框架的經濟學，是社會科學各學術體系中，唯一以演繹邏輯為主體建構的學術體系。因此，具有很強的邏輯自洽性，幾乎可以說，只要承認其假設前提，就不得不承認其推論結果。經濟學將人性的自利性作為公理性假設前提，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此，在經濟學所涉及的實體和貨幣兩個領域中，突出后者，弱化前者。經濟學成為以工具理性所支配的抽象體系，盡管具有邏輯緊密性和完美性，但將經濟關系中的工具因素（貨幣），作為行為目標，而將經濟活動原本的目的因素（實體），反倒作為實現工具理性目標的手段。虛實顛倒，形式完美，但卻往往去本求末，顧此失彼。以工具理性主導，忽視經濟活動的本真理性。

因此，工業制造由大向強的跨越，僅僅局限于“微觀—宏觀”范式思維，遠遠不夠。被顛倒的目的—工具關系必須再顛倒過來。“微觀—宏觀”范式思維以工具理性支配，專注貨幣性目標，不符合工業制造業發展在本質上具有多實體目標的多元性。因此，必須超越“微觀—宏觀”范式的目標一元化性質，更科學地認識和權衡實體經濟的多元目標。這樣才可能實現由大向強的跨越。可以說，中國制造實現由大向強的跨越，真正重要的不是量的增加，而是質的提升，前者具有目標的一元性，后者必須實現新質生產力的目標多元性。

在現實經濟中，制造業由大向強的跨越，所依托的不僅僅是“經濟人”型的利潤最大化企業，而且須有各領域中的不同類型企業的協同發展。如既要有以商業利益（企業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企業，也要有以社會目標為優先的企業（國有企業在性質上屬于這類）。特別是在高科技領域，往往更需要社會目標優先（甚至不以盈利為目標）的經濟體或企業行為，如人工智能領域中的前沿經濟體，往往是社會性企業，而非營利性企業。現實經濟體系，不僅要有原子型組織結構的眾多大中小制造業企業，也需要有形態各異的平臺型、網絡型、連鎖型的各類經濟組織（企業）。中國制造業之所以有如此廣闊的發展空間，就是因為具有廣闊的目標多元化生產和建設領域，以及需求空間。例如，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各領域，為中國制造業創造了非常廣闊的發展空間。可見，現實經濟并非如傳統的微觀經濟學所刻畫的同質化市場經濟主體場景，即市場經濟并非“空盒子”般的規則空間；而是如域觀經濟學所刻畫的異質化市場領域場景，即市場經濟具有異質性多領域的規則空間。很顯然，制造業的真正強大，必須以超越“微觀—宏觀”范式的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才能得以實現。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經濟具有制造業實現由大向強跨越的極大包容性和多域境的市場經濟獨特環境。[5]

進入新時代，市場經濟質態和機理演進，使工業文明越來越具有新形態底蘊和新建構特征。因此，現代經濟學也必須以其范式變革來適應新時代的工業文明演進。以馬克思主義的認識邏輯為指導就是：社會生產力越來越具有新質生產力的進步表現，中國工業將向著由大向強的跨越方向，實現新機理和新形態的革命性演化進程。

在“實質—幣質—數質”三維經濟域態中做強中國制造業

當前，世界正在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根由是新質生產力所發生的革命性作用。最突出表現是，作為信息技術、人工智能基礎的數字成為越來越具有強大推動力的新質生產力要素，并促進工業革命進入4.0階段。這樣，經濟學范式和對市場經濟運行機理的敘事構架，也在從“實質—幣質”二維經濟域態體系變革為“實質—幣質—數質”三維經濟域態體系。[6]

按照傳統主流經濟學的“微觀—宏觀”范式所理解的市場經濟，工業化機理的表現是，市場運行和競爭過程體現為“價格為王”“貨幣為軸”，即自利的工具理性行為，追逐的是商品“交換價值”最大化，即幣質數量成為經濟行為和經濟利益的顯示性目標；而實質經濟域態的各種本真性價值，反倒成為實現幣質目標的工具性手段。而在“實質—幣質—數質”三維域態體系中，市場運行和競爭過程越來越體現為“數字為王”“智能為軸”。市場經濟體系從二維域態格局演變為三維域態格局，實體經濟、貨幣經濟、數字經濟皆發生深刻變化，導致先進制造業具有了更為強大的擴張力、滲透力和質變性。“實質—幣質—數質”三維域觀格局，將使人類發展的生產力基礎發生徹底質變。人類經濟行為選擇的決策取向，也將發生顛覆性變革。在制造業由大向強跨越的進程中，可以從新時代市場經濟的“實質—幣質—數質”三維域觀形態格局，來深入觀察和研究各國從傳統生產力向新質生產力演變的態勢和當代國際競爭格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數質”因素的加入，原先的“實質”和“幣質”關系也發生重大變化。

經過數十年改革開放推進的高速工業經濟趕超發展，中國已成為工業生產規模最大和門類最齊全的工業化國家。

在“實質”域態方面，目前，中國制造業的大多數成熟產業，都已居世界前列，而且具有很強的其他國家短期內的不可替代性。先進技術領域也奮起直追，逼近世界最前沿。這使曾經的制造業大國美國深感壓力，試圖以“國家安全”為由，采取關稅、補貼等手段，迫使制造業回流。這表明，在“實質—幣質—數質”三維經濟域態格局中，在“數質”因素作用下，由于真實信息的增強，“實質”經濟域態的作用地位和重要性也顯著提升。連美國這樣的金融經濟超級大國，也因“實質”經濟域態的相對削弱，特別是中國制造業的規模巨大和競爭力提升，而倍感不安。

在“幣質”域態方面，中國制造業處于不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穩中求進的進程中。相對金融強國，中國尚有很大的進步發展空間和未來的更開放前景。制造業強國的世界先進性，不僅體現為直接的生產制造實力和技術能力，而且也體現在金融和資本體制的效率和開放，以及推動先進制造業發展的體制機制有效性上。

在“數質”域態方面，中國制造業實現由大向強跨越，既有一定的優勢，且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也面臨較大的挑戰和必須克服的困難。美國特別敏感地將此視為國家安全挑戰，力圖憑借其科技優勢和國際霸權地位，對中國實行“禁售”“封鎖”等非市場經濟手段，在高端芯片、人工智能等產業領域，進行技術堵截，壓制中國進步，以此保持其技術領先地位。這顯然難以如其所愿，對其所造成的短期性困難，激勵中國科技界和企業界，發揮中國優勢，如實行新型舉國體制進行技術攻關、依托成本效率發揮商業優勢，實現突破。[7]

以上分析表明，中國制造實現由大向強的跨越，不僅僅是制造業的部門使命，而且是所有相關領域和部門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標。甚至可以說，“中國制造”≠“中國制造業”；在完整涵義上，“中國制造”>“中國制造業”，即“中國制造”具有產業綜合競爭力，以至國家整體經濟實力的涵義。在這樣的涵義上，實現中國制造由大向強的跨越，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國家使命，是全體人民的幸福事業。因此，中國制造實現由大向強的跨越，不僅涉及生產技術的進步，制造業的強大，而且與生態環境保護、成果公平共享、規則秩序治理等全社會利益密切相關。也就是說，中國制造的發展目標，即制造業之“強”，不僅意味著“強大”，而且要實現“強健”，并與全人類持續繁榮和福祉相關。

注釋略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責編：程靜靜／美編：王嘉騏